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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体视域的观照，20世纪40年代文学成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但其中“抗战”属性却逐渐弱化，“40年代文学”取代“抗战文学”即为典型征候。抗战不仅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与“建国”互为表里，二者构成一体两面的历史进程。“九·一八”事变后，伴随民族危机加剧与抗战任务迫近，共产党调整自身政策，开始系统擘画未来“新中国”蓝图，毛泽东在其中功不可没。毛泽东与党报党刊论述“新中国”构想时，常以文学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民族形式”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议题，其本质在于探讨“新中国”文艺形态的构建；更广阔背景中的“学术中国化”讨论，则紧扣“新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内核。从“文学建国”到“建国文学”的范式转换，身处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具有原点性意义，而大后方南方局与《新华日报》则是该构想推向全国并落地实践的关键。
周立波、白求恩、沙飞等人的华北抗战文艺作品与相关文献史料具有高度的生命感。通过胡风、丁玲和王林观念与创作的比较，可从“生命感”推进至抗战主体结构中的“乐观”面向。以“生命感”和“乐观”为切入点，挖掘华北抗战文艺的理论潜能，不仅对整理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更对理解地方性写作在内的21世纪中国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晋察冀地处对日武装斗争最前线，是第一个成立，也是唯一一个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敌后根据地。抗战期间，该地对外输出了大量有关八路军抗日的文化资源和历史细节，强化了中共作为军事力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内则不断发动“村剧团”“冀中一日”等群众文艺运动，实现了新文艺的在地化过程。对“晋察冀文艺”这一个例的探究，实际上也是为“解放区文艺”重新清理“起源”叙事的尝试——这不仅仅涉及对既有文学史“一体化”的区域秩序的再度厘定，在根本上也关乎文艺作为革命工作的内在动力，与此相关的“地方”视角或能揭示其中的历史多质性。
在围绕地方文艺的讨论中，多将地方理解为边缘的、民间的、区域的，强调其中介性。然而，根据地文艺的地方性包含着突破其作为“中间环节”的内在活力。根据地文艺并非对原有地方性的直接呈现，而是经由革命视野观照、选择、艺术表现之后的文艺形态。其在配合革命运动与政治实践方面的有效性，与创作主体自身的革命视野及其扎根地方的深度密切相关。对文艺工作者群体的来源及构成、主体成长与创作转型，以及文艺实践探索经验作出考察，有助于呈现根据地文艺地方性的活力及生成过程。而华北根据地文艺地方性对应的，正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及至生成新的创作主体的过程中，所展开的一系列革命文艺实践和探索的总和。
1949—1966年是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电影在这一时期开始尝试表现抗日战争题材，塑造抗日英雄人物。由于兵力和武器的限制，抗日战争是“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的战争阶段，也就是以抗日自卫队和民兵的游击战为主的阶段。因此，抗日英雄来自农民的不脱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他们既带有乡土农民前现代的元素，又作为现代战争的参与者而拥有先进性。在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抗战英雄人物内在的杂糅之处，并形成了不同的电影脉络。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黄药眠与生命哲学、共产主义于“十字街头”相遇，由此开启了富于创造力的文艺理论生产。以此为起点，厘清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时期黄药眠的理论生成，对于理解其40年代“约瑟夫的外套”等问题别具意义。通过对法国柏格森哲学、日本大正生命主义、第二国际有机历史构成理论的透视可以发现：“生命”问题不仅与黄药眠的文艺理论紧密相连，甚至构成其迈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推动力。黄药眠的文艺构想与生物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话语并存、矛盾、对话，显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结构之间的错置。同时，黄药眠的文艺理论建构本身即是一种革命文化实践，其理论斗争呈现为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始终贯穿再“生”与变“革”意识。
朱光潜的《诗学通论》生成于20世纪30年代新诗场域与北平学院诗坛文化氛围中。朱光潜与胡适的诗学商榷、读诗会，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诗特刊”、写作《文艺心理学》等一系列文学实践活动促进了朱光潜诗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调用了古今中西资源且追求理论普遍性的朱光潜来说，诗这一文类经由带有心理学面向的文艺批评路径，得到相应的规定与激发。朱光潜于诗歌形式层面对音律问题的关注，及其对诗歌“表情”特征的强调，对于现代中国新诗发展有一定意义，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研究的思想资源。
民间文艺是形塑和凝聚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资源，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提炼应始终立足于民间文艺资源的深层内核，通过创造性转化与现代化表达，实现从传统资源到当代符号的跨越。但是，在当代文化生产中，因为语境剥离导致的“去脉络化”、符号拼贴引发的意义“碎片化”，以及价值置换造成的核心价值消解等文化误读，可能导致某些文化符号文化内核的消解与弥散。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设，未来应持续关注民间文艺资源转化中对文化符号赋义、形塑、阐释、传播的“正本清源”问题。
中国神话动画电影的成功和其主人公的塑造密切相关。与以往同类题材动画电影相比，近十年来中国神话动画电影的主人公在伦理层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伦理主体从“理想化英雄”转向“有瑕疵的个体”；二是伦理抉择从“二元对立”走向“灰色地带”；三是价值取向由“集体至上”转向“个体与共同体的平衡”。这种转变是在现实社会语境、国际动画潮流以及受众审美与情感期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主人公形象的这种伦理嬗变揭示出，神话角色唯有深刻展示人性，并与时代脉搏保持同步，才能在当代语境中获得观众的深度共鸣。
以超自然力、英雄两个神话元素为代表，神话在今天有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在中美日等动漫作品中得到体现。中美日动漫中的神话表达在主要题材、文化根源、角色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为创造更可消费的超自然力故事和神话英雄，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内容体系、更有特色的英雄形象、更加鲜明的现实接口和更多元的艺术组合，也即打造出新的神话产业。
真菌是自然的鬼斧斫出的最鲜明的“异体”：一种异质混生的存在和聚集，一种不可驯化的奇异涌现，一种总在非此非彼的边缘试探的精灵。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专注于菌物，将它们的生命踪迹接入人类的踪迹，谱写出一种具有后人类诗学意义的“多物种历史生态学”。小说中的蘑菇圈有其作为神话性异体的生命哲学内蕴，它与孢子一起构成一个显著的起源-播散模型，召唤着一种沟通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间性诠释。同时，蘑菇圈又是菌物旅行于商品市场和供应链体系、周游各个生产区块，甚至跨越国境的流通之圈，从中更见出起源与播散的生机模型在资本主义（后）现代性中的恶性变异。通过书写蘑菇圈，阿来引领我们向第一开端返回，寻找逆转终结、协作共生的机会。
在末世、废土、克苏鲁等题材的网络文学中，常常出现蘑菇的身影。作为大自然中的分解者，蘑菇关联着对生命力与协作共生的想象，它携带着这些特质进入网络文学，为景观化的末世废土书写注入新生机。网络文学作品中的蘑菇，以含混的主体姿态向他者敞开，参与构想一个轻盈而富有希望的未来，为反思人的异化问题、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打破一元主体的幻象提供新的文学可能。
“希腊小庙”说包含着沈从文重要的文学观念，考察其生成与衍变过程，会发现爱神在沈氏希腊理解与想象中的重要性，而爱神的逐渐隐没、“希腊小庙”说的标举与“美和爱的新的宗教”的提出，则是沈从文创作观念与实践更新的表征。“希腊小庙”说还以“在沙基在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文学现象来影射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对文学与政治所做结合的不切实际，并以“理想的建筑”寄寓颇富个人特色的“文学经典”观，反面批评与正面建设紧相结合。由此可知，“希腊小庙”说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学理想，其中的希腊想象与建构实际上也是带有现实针对性与批评策略性的。
1949—1966年间，国内纸张供应难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只能以“增产节约”运动等方式调控。在“节约”意识形态下，叶圣陶、老舍、郭沫若等借助座谈会及讲话、文章、官方媒介，推动文风朝“简练”方向改造。上层理念下达至《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及人民出版社等“文化生产线”，对“十七年”小说、散文、新中国成立前经典小说及古典名著的再版、译文、语法教材编写造成显著影响。在纸张“治理”下，“简练”演化为需作家艰苦训练、耗费大量劳动时间，磨砺“纵向炼字”等技巧才能生成的艺术风格。文学生产性与审美性间的关系，在1949—1966年的纸张与文学问题上充分显现。
将“无产阶级”看作一种“无形式”的能动力量，可为理解石鲁的艺术创作提供一个角度。从石鲁的手稿和论著来看，他秉持一个观念：艺术家个体应该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也就是“无产阶级”或“人民”。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的情感会受到“无产阶级”这股强大力量的塑造。石鲁后期那些以毛泽东为主题的作品（如《转战陕北》和《东渡》）所体现出来的磅礴气势，即来源于画家本人对“无产阶级”的认同和对这股力量的感受。
<正>~~
<正>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正>本期“特稿”郑重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辑，以文艺见证历史，以学术致敬抗战。专辑聚焦文艺在“抗战建国”中的生成机制与重要功能：或关注中共中央南方局大后方文艺实践与共和国文学生成的关系，或梳理华北抗战文艺兼具“生命感”与“乐观”的情感美学结构，或以晋察冀区域个案清理解放区文艺的起源叙事，又或以文艺工作者为视角探索创作主体的生成过程。
<正>《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办于1986年9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类刊物，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近40年来，《文艺理论与批评》以鲜明的问题意识，追踪当代中国文艺的变迁，介入时代的理论论争，回应重大的思想性议题。刊发范围涵盖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艺术史研究等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力图通过文艺理论的探究和文艺现象的剖析，深化对当今时代的理解；同时，本刊力倡一种朴素平易、清晰流畅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