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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作为中华文明谱系中最古老、最宏伟的文化符号之一，其地望位置不断被讨论，背后其实暗含的是昆仑所象征的中心认同。追溯史料典籍，昆仑通天，内部架构与“国”一致；对文学史中昆仑相关的诗句条分缕析，昆仑在其中是政治理想的隐喻、国之所至的指涉、中华民族的凝聚，始终是整个国家的象征、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榫卯。在当代文学中，昆仑意象进一步与网络文学、科幻小说等新型叙事结合，不仅延续其作为家国精神载体的传统功能，更在创造性转化中持续参与着中国叙事新方式的构建。
茅盾早期的小说作为革命低潮期纪实性的作品集，提供了诸多革命时期社会、生活变迁的细节，具有总结国民革命经验的性质。《子夜》开明本的副标题“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即已提示茅盾自身有关革命时期家庭、两性的写法，可以作为一条勾连其早期写作的线索。茅盾对于国民革命时期风俗问题的思考，核心在于指认革命过程中遭遇的“伦理–政治”的难题。无论是讲革命女性的生活洁癖，抑或讲国民党左派、地方劣绅的“说不成话”，都是为了在具有典型性的家风、民俗的观察中，提取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性、长期性、发展性的经验，从“革命的后方”提供理解中国革命的另一重维度，一部革命史诗的“散文”环节。其小说的写法与对现实的读法，在左翼文学的发生期构成了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起点。发掘这段左翼文学的前史，有助于重新理解左翼文学与“茅盾传统”，深化对历史变革期的“人”的认识。
田汉在1943年《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座谈会上以“中国化”与“现代化”概括小说得失。在“新贤妻良母主义”与“妇女回家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战时文艺“现代化”程度的晴雨表。田汉以“现代化”为名对《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张婉卿形象提出批评的用意在于为战时文艺建立规范，即希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能够走出家庭，投身抗战。茅盾着力塑造的张婉卿形象是一个“旧时代贤妻良母的典型”，这成为张婉卿形象在座谈会上被批评的重要原因。但作者对于其个体感受的关注正暗示着她脱胎于传统的可能性。《霜叶红似二月花》实质上是茅盾对“文艺民族形式”的一次实践，张婉卿则被当作“问题”加以展示。由于《霜叶红似二月花》是未完成的作品，应结合人物原型、茅盾早期女性观、民族形式问题及其创作意图来探索张婉卿形象发生“转向”的可能。
1939年，茅盾和鲁少飞分别抵达新疆迪化，他们借助新疆在“二战”时期连接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的特殊地缘及“反帝”“亲苏”的前沿位置，积极争取舆论空间，开展借镜苏联“罗斯塔之窗”的世界反法西斯文艺实践。二人在创作中关注新疆风土与风物，与一般游记或写生的风景视角有所区别，传达了对地方历史与少数民族生活的体认。茅盾的理论阐释和文化组织工作，连同鲁少飞的报头漫画与美术教学，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借鉴苏联大众化模式基础上逐渐向中国化过渡，探索了“民族形式”构想在边疆多民族语境中的实践路径，并力图在国际视野中建构中国革命文化的主体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由学生群体率先发起，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救亡实践。作为此次运动的主力军，学生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影响。其不仅藉由游行、集会等途径传递政治主张，还以戏剧演出的形式筹募资金、启蒙民众，为挽救国族危亡作出重要贡献。随着政治风潮的逐渐平息，公众的政治热情开始减弱，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演剧活动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必须说明的是，“五四”之际的救国演剧活动不仅是特殊时期下的救亡尝试，同时也是学生戏剧不断发展、日趋成熟的结果，具有较为深刻的文学史价值。它在政治层面为五四运动提供了重要助力，于艺术层面则极大改变了戏剧的创作范式与演出面貌，并最终推动了爱美剧的诞生。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作为战时中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师范学府，创设于四川江津白沙镇，是一个兼具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价值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承担起培养女子师资、推动女子教育的使命，而且也是地方文化建构、文学传播与知识分子精神坚守的重要场域。其在“抗战建国”与“母性师道”等多重动机下创办，将女性教育与地方社会改造相结合，通过“文教入乡”的文化实践，进行抗战动员、学术生产与文化普及，实现了新文化与地方社会的深度互嵌。同时，战时大后方的物质艰辛与日常生活，又折射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与曲折心路。因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民族危机中的多重文化实践，为理解抗战时期文化教育和文学生产的流动性、地方性及文人心灵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西南联大期间，冯至受里尔克影响，将“山水”从传统诗学中依附于人的位置上抽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审美地位，并据此创作了十四行诗和“山水”系列散文。然而，1942年，在生活环境转变、文学介入现实的讨论以及联大内部政治氛围的推动下，冯至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向。他开始更直接地面向社会现实，撰写批判性杂文，并在小说《伍子胥》中以历史寓言进行现实批判。由此，其“山水”书写也从早期的优美、抒情转向凝重、艰险的表征，呈现出与康德“崇高”美学相呼应的伦理诉求，作家期望以此感化读者，完成现实介入。这种美学变化不仅反映了冯至个人的经历，也折射出抗战时期文学从内在抒情转向公共关怀的总体趋势。
“十七年”时期的合作化小说既追求“为政治服务”，又非简单地配合政策，需要将其还原到历史结构中来考察。在土改后中国农村将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新形势下，合作化小说的功能便不止于政策宣传，更要用文字的血肉为其灌注生命力，打造切入群众心灵的途径，让农民改变私有意识，把“翻”过来的身心在新的组织里“安”下来。文学在政治、生活和人心间周旋，将国家的政策与群众的气性、情感融合，创造出一种浸润着日常经验的肉身感，使话语层面的政治转化为能安顿人心的叙事，是谓“安心”的革命。
从2008年写作返乡调查到2013年完成散文《艰难的“重返”》，梁鸿经历了从学院研究者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梁鸿在“公共知识分子”理念的感召下，试图以走出学院、返乡调查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精神重建”。但面对返乡实践中遭遇的种种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困境，她最终选择重回文学的专业立场，并以此为契机重构了自我、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一关键的“转型期”对梁鸿此后的创作机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余华新作《卢克明的偷偷一笑》遭遇口碑滑铁卢，成为余华作家生涯迄今为止的最低谷，引发对其创作危机的广泛讨论。余华声称这部小说要“从混蛋的角度看世界”，却因作者对卢克明的纵容，使得批判性悬空，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审视与追问。此外，余华自诩的“幽默”陈旧且低俗，与时下多元喜剧生态严重脱节，致使读者期待落空。而且，小说对现实的描摹模糊空洞，时间刻度摇摆不定，暴露出余华面对时代的无力。读者的如潮差评，折射出人们对真相、艺术与思想的永恒期待，而《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恰恰背离了这种期待，成为余华对自己信誉的又一次透支，沦为一场自我重复与情感反噬的失败实验。
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型影像形式之所以迅速风靡，在于其前所未有地将情动置于竞速之中，既以竞速为动力不断突破情动的阈限，又以强化的情动为起点反过来制造竞速的加速运动。由此，微短剧审美经验不仅凸显为“竞速—情动”的往复循环，并且二者在动态增强循环中型构彼此。结合微短剧的具体生产与观看经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像的高频爆点、高能设定和刷屏观看的触觉融入共同构成微短剧“竞速—情动”的生产机制。同时，观影者的上瘾症和平台资本的增殖需求合力塑造了微短剧的速度暴力，在不加限制的竞速循环中将主体推入失速危机，最终使情动走向其反面。因此，如何避免失速成为发展当代影像经验的重要问题。
盲人非视觉摄影作为媒介现象学意义上的思想实验和技术边缘者的社会行动，提供了关于摄影技术、视觉性和另类感官文化的丰富思考。透过现象学“身体—技术—世界”的视角分析发现，“拍”照片过程的核心在于感官转演，拍摄者和机器的另类交互颠覆了视觉摄影“取景—定格”的照相程式，让身体、情动和技术随机性共同塑造多维感受空间和图像；“看”照片过程则是感官互象的激发，视障与非视障参与者借由技术互动创造新的共赏和共情体验。非视觉摄影的转演和互象模式更新了社群共赏理念：不是视障者在非视障者的协助中用摄影自我展现，也不是非视障的观众在摄影中凝视盲人世界，而是二者通过媒介世界相遇，为彼此创造新的技术和文化体验。
最近两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重塑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动力，AI生成文本对最大的免费阅读平台番茄小说造成冲击，起点中文网等付费平台也借助大语言模型实现推荐算法升级。在短剧、动画、漫画、听书等各种媒介形式中，男频网文IP都有新突破乃至持续推动相关行业成长，网文作为互联网时代“故事制造机”的地位愈加凸显。虽缺少“出圈”之作，但男频网文在更底层的世界及人物设定、类型套路、创作资源和整体的精神气质上都有重大转变，“黑深残”取代“升级流”成为叙事底色，通过直面现实的生存困境与永恒的人性幽微，既回应时代情绪又见证人文精神。
2024—2025年，女频网络文学在媒介技术变革与“网络女性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下进入分化状态。不同平台的媒介特性、商业模式与算法机制，塑造出差异化的文本形态与受众结构；“女本位”变革重塑了女性书写，引发对女性叙事与爱欲表达的持续反思。对晋江文学城、番茄小说、知乎盐言与豆瓣阅读等平台代表性作品的对比分析，能显著呈现女频网文在媒介、类型叙事与性别观念上的新变。
“十七年”时期，工艺美术创作开始了从传统仙佛到工农兵新偶像的重塑历程，这是对工艺美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手艺人通过观察现实生活、塑造集体偶像的方式回应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塑造的工农兵形象，取代了传统仙佛的虚幻崇高，将道德权威从“天命神权”转向“人民主体性”，超验象征逐渐被世俗英雄形象所取代，实现了从神圣叙事向世俗叙事的范式转移，进而使“新偶像”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透过偶像重塑的过程，可以看到工艺美术在“十七年”时期注入了现代化内涵的文化再造，构筑起对新生活、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与期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探索出一条以文化认同为脉络的独特转型路径。
决澜社画家杨秋人于1948年创作的油画《骑楼下》，是考察战后国统区左翼美术发展生态的重要案例。艺术家选择的难童题材、结合“漫木语言”的表现风格，以及他同期评价符罗飞时提出的“自然而有现实感”的观点，共同为解读这幅作品的美术史意义提供了关键路径。将《骑楼下》置于战时艺术的跨媒介网络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围绕内容与形式展开的丰富论辩，以及伴随内战局势激化而日益复杂的政治认同，进一步激发了美术创作中思想张力与形式创新的交织互动。
<正>~~
<正>本期以文学史、文化史与媒介研究的交叉视野，共同探讨：文艺如何参与国家民族的认同建构，又如何在历史变局中更新自身的形式。特稿溯源“昆仑”这一国家象征，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学铸型中的空间原点与文明根基。宏大的国族叙事，始终需要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得到彰显与激活。2026年适逢茅盾诞辰130周年，本刊将于第2、3期连续刊发相关论文，以学术方式致敬纪念。本期“茅盾研究”专题分别从国民革命语境中的“伦理-政治”难题、战时叙事里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张力、边疆视野下的民族形式实践，揭示现代中国主体建构如何在风俗、性别与地缘的多重维度中展开，为探访宏大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微观肌理。